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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慶霖的沉浮人生:曾上書毛主席「告禦狀」

  中共中央文件下發後,各地有關迫害、毆打、奸污知識青年的案件相繼被揭露出來,並陸續反映到中南海的中國最高層。最先被揭露出來的惡性案件是黑龍江建設兵團第二師十六團團長黃硯田、參謀長李耀東兩人合夥奸污和猥褻幾十名女知青的罪行。對此,不輕易發火的周總理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憤怒地說:「公安部要派人去,不要手軟,不要畏縮,要大膽管。」葉劍英元帥也拍案而起:「要『殺一儆百,殺一儆千』!」

  一石激起千重浪,各地迫害知青的案件隨之進一步得到揭露。嚴懲摧殘、迫害知青的犯罪分子的舉動在全國大規模展開。與此同時,各地亦就李慶霖信中反映的走後門、貪污挪用知青安置經費及建房材料等行為進行了查處。總之,李慶霖「告禦狀」事件,使上山下鄉運動中長期存在的具體問題得到緩解,並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知識青年的人身權利,改善了他們的生活條件。

  1973年4月29日晚,在中央領導人會議上,周總理嚴厲批評說:「中央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工作機構,怎能只是設在計委勞動局下面的一個小組?這麼幾個人,怎麼搞好工作?這個機構要加強,要適應工作發展的需要。」

  隨後,國務院成立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領導小組,由周總理親自主持,吸收李慶霖為領導小組成員,並要求各省、地、市、縣也成立相應的辦事機構。同時,放寬上山下鄉的具體規定,使知青插隊有更大的選擇,並采取措施改善下鄉知識青年的生活。

  在改變知青命運的同時,李慶霖的命運也在不斷改變

  「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輿論宣傳素來「報喜不報憂」,李慶霖的信暴露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中的陰暗面。

  不久,中共中央以中發(1973)21號文件形式將和李慶霖之間的往返信件印發至全國基層公社一級,由此,李慶霖成了為知青鳴冤叫屈並改變其命運的先驅。與此同時,一種個人無法把握的命運降臨到這個普通的小學教員身上,他身不由己地卷入政治上的漩渦……

  李慶霖的壯舉受到各級領導的高度重視和關心,1973年6月23日,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派專車將李慶霖接到福州,讚揚他給毛主席的信寫得很好,並說中央有交代,生活和工作上有困難盡可直說無妨。李慶霖當時提了兩個要求:一是把插在他身上的「白旗」拔掉——1958年大躍進時,李慶霖因臨時接手一個基礎差的班級,初考成績低而被插上「白旗」,撤銷了教導主任職務,工資也由55.5元減為42.5元;二是其妻張秀珍原在莆田縣二中做工友,是「有戶口」的正式公職人員,後被解雇,李慶霖要求政府主持公道恢複其職。韓先楚說:「把『白旗』插到小學教員頭上是錯誤的,這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當然應該平反!」

  此時莆田街頭出現了大幅標語:「向李慶霖的革命精神學習!」「向不正之風開火!」「向破壞上山下鄉運動的人開炮!」此時,李慶霖成了各種力量都要爭取拉攏的一面旗幟。

  1973年11月,李慶霖在《紅旗》雜志上發表了《談反潮流》一文,儼然以「反潮流」英雄自居,大講「反潮流是馬列主義的一個原則」,並表露出他不怕「身敗名裂」,要用「反潮流」來「名揚千古,流芳百世」。

  已退休的原莆田地區農委主任宋老先生親眼目睹了李慶霖卷入派性鬥爭的一幕:莆田地區行政公署多數幹部聽黨的話,抓革命促生產,1976年春的一天地區召開全體幹部會議,會議由地委書記肖文玉主持,並作春耕生產動員報告。會議剛一開始,李慶霖在一眾人馬的簇擁下走進會場,造反派跳上主席台,搶過話筒,把正在作報告的肖文玉書記推到主席台一旁勒令站着,而李慶霖則得意洋洋、不可一世地坐在主席台中間,公開發表歪論,說什麼地委書記執行右傾翻案風路線,是借口抓生產來壓革命。李慶霖在台上聲嘶力竭地喊着:「擁護中央文革,把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進行到底!」——盡管他拚着老命鼓動,但台下會場秩序井然,除了他帶來的幾個應聲蟲外,沒有人跟着他喊口號。事後幹部們議論紛紛,說李慶霖不過是一個鄉下小學教員,僅因寫信給毛主席就變成了風雲人物,公然坐在地委書記的座位上發號施令。

  二十余年後,李慶霖自述:「那段時間,我經常被推上台作報告,有人說我『忘乎所以』是很自然的。」

  在改變廣大知青命運的同時,李慶霖的命運也平步青雲——從小學的革命領導小組副組長,到縣知青辦副主任和縣革委會教育組副組長,1974年任福建省高考招生辦公室副組長負責工農兵學員招生工作,1975年被選舉參加四屆人大並任常務委員,1976年6月成為國務院知青工作領導小組成員。

  • 責任編輯:雨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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