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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懷質疑金日成:朝鮮戰爭究竟是誰發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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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自《鳳凰周刊》2011年第7期,原題為:朝鮮清洗「延安派」揭秘——1956年「八月危機」與中朝關係

  很長一段時期,中國和朝鮮大量官方宣傳給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中朝兩國唇齒相依、休戚與共,兩國人民「用鮮血凝成的友誼」將世代留傳。

  華東師範大學曆史係教授、冷戰國際史研究中心主任沈志華先生長期致力於從國外解密檔案重新挖掘梳理曆史。最近,他利用已經解密的前蘇聯、匈牙利、東德、阿爾巴尼亞和中國檔案文獻,以及相關的口述史料和研究成果,完成了「中朝關係曆史真相」的課題研究,對上世紀50-60年代中朝關係有一套不同於傳統說法的係統總結。

  本刊得到沈志華先生授權,從他的研究論文中,摘取曆史上中朝關係的幾個關鍵節點,分期刊出以飧讀者。我們刊載沈先生的文章,是為了豐富和增益讀者視野,並不意味着認定他的研究準確無誤。

  朝鮮停戰以後,朝鮮面臨的經濟恢複和建設的嚴峻局面絲毫不亞於戰爭本身。

  由於戰爭期間中朝領導人在一係列重大問題上出現的分歧和衝突,朝鮮對中國並沒有人們想象中的那種信任和感激。因此,在戰後經濟重建要向中國伸手求援時,朝鮮人多少有些尷尬。

  然而,讓金日成感到意外的是—毛澤東深知中國在戰爭期間得罪了朝鮮,為了恢複中國在朝鮮的影響力,在朝鮮重建時期的最初幾年,中國做出的援助承諾,在金額合計上竟然超過了蘇聯與東歐國家的總和。

  在社會主義國家的援助下,朝鮮經濟重建的三年計劃取得了重大成功,1955年工業基本建設投資約等於戰前五年工業總投資的三倍,當年國營和合作社工業的總產值超過戰前1949年水平的56%。

  在此情況下,金日成提出了「主體思想」,樹立個人權威,嚴厲指責莫斯科派的許嘉誼(許哥而)、樸昌玉、樸永彬和延安派的樸一禹。「從蘇聯回來的人主張學蘇聯的方法,從中國回來的人則主張學中國的方法。這種爭吵是毫無意義的。」他說,「我們正在進行朝鮮的革命,而不是別的國家的革命。朝鮮革命,這就是我們黨的思想工作的主體,必須使一切思想工作服從朝鮮革命的利益。」

  金日成由此開始的一係列清除異己的行動,導致中朝關係急劇惡化。

  金日成清除異己

  朝鮮勞動黨是在戰前不久才由4個主要派別聯合組成的,以金日成為首的遊擊隊派雖然人數不多,但占據了主導地位;延安派成員則多為軍事領導幹部,在戰爭期間發揮了重要作用;莫斯科派(來自蘇聯的朝鮮族人)和南方派(或國內派)雖勢力較小,但也有個別領袖人物在黨內很有影響。

  還在戰爭期間,那些對金日成的地位和威信構成威脅的各派領導幹部就開始遭到清洗。矛頭首先指向掌握着軍事實權的延安派幹部。1950年12月,武亭因平壤失守被罷免,不久樸一禹、方虎山也相繼被貶和被捕。

  隨後輪到莫斯科派幹部。1951年11月,莫斯科派中最突出的人物許哥而因與金日成意見不合,被開除黨籍,雖在蘇聯的幹預下保留了副首相的職務,但最終還是被迫於1953年初自殺。

  1953年8月,以李承燁為首的一大批南方派幹部受到法庭審判,罪名是美國間諜、破壞南方革命力量和企圖顛覆共和國。此案的矛頭實際上是針對早在半年前就被捕的南方派首腦人物樸憲永的,兩年後,最高法院以間諜罪判處樸憲永死刑。

  • 責任編輯:雨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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