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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文革」說腐敗:1970年代幹部貪污50萬

  「文革」期間,大隊開始有了手扶拖拉機。當手扶拖拉機買回時,頗引起些興奮和議論。這是那時農村擁有的最現代化的東西了。「文革」期間,每個大隊都辦起了所謂「林場」。

  我們那裏並非林區,充其量有些丘陵。辦林場的目的,我以為其實是為了把分散在生產隊的下鄉知青集中起來,由大隊統一管理。下鄉知青分散在各生產隊,問題太多。而要把全大隊的下鄉知青集中起來,就得有個依托。林場,就是這樣一個依托。全大隊的下鄉知青都集中到林場,大隊派一個人當場長。這實際上是把下鄉知青與貧下中農相分離。林場裏的知青,在場長帶領下,除了種樹,也種些瓜果之類。當大隊有了手扶拖拉機時,大隊書記便派拖拉機,把林場出產的東西,一車一車地往公社書記家拉。那時,大隊也沒有什麼集體經濟,弄台拖拉機,其實是沒什麼用場的。用它來送禮,就是最大的用場了。

  1984年問世的阿城小說《棋王》,其中的上海知青倪斌,為了能「上調」到地區文教部門,把祖傳的一副明代烏木棋送給了地區文教書記。這還不夠,倪斌還寫信回家,叫寄些字畫來。說「文革」時期沒有腐敗的人,其實只要去問問那時的下鄉知青,就會知道自己有多麼荒謬。下鄉知青日間思、夜裏想的,是「上調」。「上調」的名額非常緊張,競爭是很激烈的。要得到這寶貴的名額,就得「送」,就得比別人多「送」。至於女知青,有時還得把自己的身體向那手裏有名額者「送」。女知青被糟蹋的事,其實也有許多文學作品寫到了。即便不是為了「上調」,即便僅僅是為了平時所派的活輕一點、所受的待遇好一點,也得「送」。家庭條件好一些的知青,可以常常請假不出工,就因為「送」得多。尤其是可以三天兩頭回家。如果每次從家裏回來,都能「送」上可觀的孝敬,當然是回得越多越好。我見過「下鄉」幾年卻幾乎都住在城裏的知青。每年來一兩次,住幾天又回,卻比別人更快地「上調」了。那原因,是盡人皆知的。

  1972年,福建莆田的小學教師李慶霖,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反映知青在農村的生活狀況。這是「文革」期間的著名事件。李慶霖信中說:「在我們這裏已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中,一部分人並不好好勞動,並不認真磨煉自己,並不虛心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卻倚仗他們的親友在社會上的政治勢力,拉關係,走後門,都先後被招工、招生、招幹去了,完成了貨真價實的下鄉鍍金的曆史過程。有不少在我們地方上執掌大權的革命幹部的子女和親友,縱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們趕時髦上山下鄉才沒幾天,就被『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需要'調用出去,說是革命幹部的子女優先安排工作,國家早有明文規定。這麼一來,單剩下我這號農村小學教員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沒有靠山,又完全舉目無親,就自然得不到『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展的需要'而加以調用了。唯一的資格是在農村滾一身泥巴,幹一輩子革命而已。」———說「文革」期間沒有腐敗的人,為「文革」大唱讚歌的人,動輒說別人把「文革」妖魔化。難道他們不知道李慶霖「告禦狀」的事?難道他們沒有讀過這封信?李慶霖就是吃了再多的豹子膽,也不敢對毛澤東說謊吧?

  對「文革」的美化之所以幾乎成為一種潮流,原因是多樣的。這裏難以細細分析。只說一點,那就是「文革」的真相被揭露得太少。歌頌「文革」的言論享有無窮的空間,想怎麼歌頌就怎麼歌頌;揭露「文革」、批判「文革」,總是受到限制、壓制。———那些對現實不滿的「文革」歌頌者,至少應該感謝「現實」給了他們盡情歌頌「文革」的自由吧?

  • 責任編輯:雨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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