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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文革」說腐敗:1970年代幹部貪污50萬

  從「土改」時始,李順大的全部生活目標,就是造幾間屬於自己的屋。以常人難以想象的節儉,到「大躍進」開始時,備齊了可造幾間房子的材料,卻都被充了公:磚頭被拿去造煉鐵爐,木料被拿去制推土車。「大躍進」過後,李順大開始了新一輪的節儉。有了上次的教訓,這次李順大不再積攢實物,只是存蓄現金,等到錢備齊了一下子把材料買來,馬上造屋。一分、二分地存;一角、二角地蓄。到「文革」開始時,李順大又備齊了可造幾間屋的錢,卻什麼也買不到了;卻買什麼都要「走後門」了。用小說中的話說,那時,許多生活必需品,都是「大官送上門,小官開後門,老百姓求別人」。正是看到了李順大急於造屋卻買不到材料,那個磚瓦廠的「文革主任」才用亦騙亦搶的流氓手段,從李順大手中弄去了那筆買磚的錢。「文革主任」錢到手後,便串通公社「專政機關」,對李順大關押拷打;待到李順大「吃不消」時,他再來「解圍」。這樣做,就是讓李順大從此不提錢和磚的事。

  在生活必需品緊缺的年代,送上一定分量的這類物品,往往就是有效的賄賂。糧食、雞蛋、食油、老母雞這幾樣,是我們那裏農民「文革」期間用於賄賂的主要東西。送人母雞的情形比較少。母雞被稱為「小銀行」。在那年代,農民的日常開銷,都指望着母雞生蛋。尤其是每日都必不可省的吃鹽和點燈,要完全靠賣雞蛋維持。每個大隊的小賣部,代國家收購雞蛋。那時候,國家收購農民的生豬和雞蛋,多多益善,據說是拿去換外匯。農民自家養的豬,是不能隨意宰殺的。殺自家的豬,像後來多生孩子一樣,要有「指標」,要先期獲得批準。在獲得「指標」的同時,要向國家交稅,所以農民都把這叫做「裁稅」。要殺豬須先「裁稅」。不「裁稅」而殺豬,公安局就會來抓人。其實,農民殺豬,是並不賣肉的。總是家中要辦婚事,才申請殺豬指標。婚事都定在臘月裏,逼近年根時辦。農民家裏,通常都只養一頭豬,多了沒東西喂。正月裏把小豬買回,臘月裏賣出。年底要辦婚事的人家,則老早就開始爭取年底殺豬的指標。我所非常熟悉的那個生產隊,幾十戶人家,每年臘月也就一家人家殺豬。

  自家養的豬,必須賣給國家,價格由國家定;自家養的豬,經批準後,殺了,要給親戚們送點肉,余下的,就留着辦喜事和過年,並不賣出一兩,卻仍然必須向國家交稅———於此也可看出那時國家是怎樣剝奪農民的。殺豬沒辦法瞞人,所以國家可以控制。我相信,如果吃雞蛋國家也能控制,那時也會控制的。但實在無法制定一項禁止農民吃自家雞蛋的法令。所以農民如果把自家的雞蛋都留着自家吃,並不賣給國家,國家也無可奈何。但實際上,農民是很少吃雞蛋的。來了客人時,會蒸個雞蛋羹,那也是一個雞蛋加上一碗水。我一直納悶的是,國家那時在我們那裏收購雞蛋,是不論斤而論個的:無論大小,一律六分錢一個。那時,火柴二分錢一盒;食鹽一角五分一斤;煤油三角五分一斤;豬肉七角三分一斤;最便宜的香煙,八分錢一盒。六分錢,並不是一個很小的數目。吃一個雞蛋,就等於吃下六分錢啊,人們怎麼舍得?雞蛋是母雞所產,所以農民也不會輕易用母雞送禮。但在有特別重要的事情要求人時,也會送上兩只母雞。接受母雞的人家,也並不吃,而是養着,讓雞下蛋。送母雞雖不是送現金,但也相當於現金了。在一般情況下,農民求人辦事,是送上一籃子雞蛋、一擔稻子、數斤菜油。在食物緊缺、營養普遍不良的年代,其價值,也不亞於今日厚厚的一個信封了。

  1982年問世的路遙的小說《人生》,其中的主人公高加林,本來是大隊小學的民辦教師,後來被大隊支書的兒子所取代。高加林因此痛不欲生。小學是大隊的小學;大隊是支書的大隊;民辦教師的報酬由大隊支付,也就是由支書支付。大隊書記的兒子要當民辦教師,普通農民的兒子高加林當然就只能讓位。那時候,城市知青被稱為下放知青,農村的孩子讀完初中或高中後被稱為回鄉知青。下放知青日思夜想的是「上調」,即到城裏工作。對於回鄉知青來說,能在大隊小學當個民辦教師,就是很幸運的事了。如果能在公社中學當個民辦教師,那就是天大的幸運了。要能有如此好運,就要向有權決定此事者「送」。往往是要送許多次,才有可能如願以償。如願以償後,並不能就不再「送」。有權給你這職位的人,也能夠隨時請你卷鋪蓋走人。為了保住這職位,就得持之以恒地「送」。回鄉知青多而民辦教師的職位少,那就看誰家「送」得多「送」得勤了。參軍,也是那時農村青年的一條出路。要能穿上軍裝,當然也得「送」。雖然那時是普遍窮困的,但也有比較寬裕和更為寒窘之別。只有那種比較寬裕一點的人家,才有可能「送」。因此,當民辦教師、參軍一類事,是與那種寒窘之家無緣的。寒窘之家可以沒有非分之想,但卻免不了會有人生病。一有人生病,也就得破些額外之財。那時農村有所謂「赤腳醫生」,一個大隊一個。現在有些人對「文革」時期農村的「赤腳醫生」大唱讚歌,是十分可笑的。「赤腳醫生」本身是農民,只懂得一點非常皮毛的醫學知識。他們往往是從泥田裏上來,背起藥箱就去給人看病治病。如果能夠做嚴格的統計,「文革」期間「赤腳醫生」治壞了的人,肯定比治好了的人多;治死了的人,肯定比治活了的人多。我以為,「赤腳醫生」完全是反智主義的產物,體現的是對科學的極端蔑視。「赤腳醫生」上門診治,理論上是毋須付診費的。這也是現在有些人歌頌「赤腳醫生」的一個理由。但實際上,卻並沒有這麼清白。我所很熟悉的那個「赤腳醫生」,因為懂得了一點衛生知識,知道有些病會傳染,所以從來不碰人家的茶碗。他到人家家裏來,也就是送個藥、打個針,幾分鍾的事,卻必定要吃人家一些東西。通常的情形是,在他來時,一碗面條已經煮好,上面再加一兩個雞蛋。待他拿完藥或打完針,就把面條端上。他也毫不推辭。坐下、吃完、走人。如果不這樣招待,下次要請他,就難了。我每看見他並非吃飯時間在人家家裏慢條斯理地吃飯,都有一種怪異的感覺。令這個大隊所有人不解的是:他嫌人家茶髒,怎麼就不怕人家飯髒呢?

  • 責任編輯:雨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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