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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警視廳是如何搜集到中共一大情報的?

93年前的今天,1921年7月1日,中國共產黨成立紀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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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這次大會通過了黨的第一個綱領,明確黨的名稱是「中國共產黨」。

  1921年7月30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正在召開,突然一個身着灰布長衫的中年男子從虛掩的後門闖了進來。

  機警的李漢俊連忙攔住他,問他找誰,來人聲稱找「社聯的王主席」。李漢俊告訴他「社聯」不在此樓,要他離開,但此人卻站定環視四周後方才離去。

  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建議立即休會,「分途」轉移他所。代表剛剛轉移十幾分鍾後,大批巡捕包圍了住宅。

  為什麼中共代表大會上會出現敵探?消息是如何被偵查到的?請看國家行政學院劉崢教授的解讀……

  日本提前得到準確情報

  據日本曆史學家石川禎浩的著作《中國共產黨成立史》中記載,就在中國共產黨宣布成立之時,日本警視廳已經得到了準確的情報:

  6月末得到的情報說,「上海支那共產黨」近期將召集各地(北京、上海、廣州、蘇州、南京、蕪湖、安慶、鎮江、蚌埠、濟南、徐州、鄭州、太原、漢口、長沙)代表開會,日本人也將參加。

  文章接着分析說:

  這份情報雖然把預定開會日期誤作「6月30日」,但僅僅與準確開會日期相差無幾,開會地點卻是準確無誤的「上海法租界貝勒路」,即現在的中共一大會址所在的「黃陂南路」,不見得是虛報。

  與曆史相對照,這份情報無疑是「相當」準確的:「上海法租界的貝勒路樹德裏3號」即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現興業路76號)——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會址。「包打聽」和後來的巡捕闖入的時間也正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之時。

  那麼,當時的日本情報機關是如何偵察到這一情報的呢?石川禎浩的著作中也沒有能給出答案:

  這份報告沒有涉及情報來源,我們不知道警視廳是通過何種渠道搞到這份情報的。但是,按照當時的外交慣例來考慮,日本警方的情報肯定是通報給了駐上海的各國當局。上海的租界當局很可能基於這些情報加強了警戒。

  那麼,日本警視廳是如何搜集到中共一大情報的呢?

  可能來源之一:

  對施存統的監視與偵控

  日本警視廳所搜集到中共一大情報的可能來源之一是對旅日中國留學生施存統在日本的監視與偵控。

  1920年6月,施存統經戴季陶介紹和推薦,來到日本讀書,住在戴季陶的日本朋友宮崎滔天的家裏,而宮崎滔天的長子宮崎龍介,是日本著名社會活動家,曾經是東京帝國大學新人會的發起人之一。施存統剛到日本時與無政府主義分子有過接觸,使得日本警察的監視網開始對施存統進行偵查。

  經過一段時間對施存統行動、住宅、通訊等方面的監視,日本負責擔任中日之間「防範無政府共產主義」的警視廳外事科發現,施存統就是「極端地排斥儒教否認忠孝的《非孝》的作者」,「出入宮崎滔天家,並購閱支那報紙雜志」的人。

  隨即日本警視廳加大了對施存統的監視與偵控。

  一段時間以後,1921年4月23日,日本警視廳的報告稱:「施存統已經不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而是一邊與陳獨秀、李達等上海共產黨互相聯絡,一邊與正在籌備成立日本共產黨的堺利彥、高津正道等日本社會主義者接觸」,成為日本警視廳要「注意的支那人」。從現存的資料來分析,日本警視廳是通過對施存統發往國內信件的非法檢查而發現端倪的。

  報告進而稱:「施存統有同上海該主義者鶴某(即李達)與我國(指日本)社會主義者共謀近期於上海召開秘密會議商議該主義之宣傳方法之疑。」而李達寄往日本的信件及日本社會主義者準備發行的秘密刊物,都是由施存統接收、轉交、傳遞,這時的施存統已經充當了「溝通中日兩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橋梁」的角色。

  但眾所周知,出席一大會議的旅日代表是周佛海,而不是施存統,他們兩者之間是什麼關係?

  • 責任編輯:胡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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