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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黃春秋》刊文:抗戰時期延安鴉片貿易

  中共高層對產銷鴉片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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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近現代受鴉片傷害很深。對於鴉片的危害,社會早有共識。如1940年3月25日由王震簽署發布的《陝甘寧邊區綏德專署關於查禁煙毒的布告》裏面說:「查鴉片煙是害人的毒物。自帝國主義侵入中國,首先拿它來毒害麻醉我們」,「過去腐敗貪官僅藉禁煙來發財,因而準許鴉片煙的公開買賣」,「希望從事於鴉片營業的人和吸食鴉片的人,要了解,你們作的是亡國滅種的壞事情,是絕對不應該的」。1940年5月15日隴東分區慶陽縣政府發布徹底禁絕煙毒的布告,內說:「查煙毒為害,傾家蕩產,貧國弱民……際此國家興亡民族盛衰之危急關鍵,凡種煙造毒及販賣吸食之人,如不悔改振奮,豈非羞愧難當?」1941年10月23日十八集團軍總司令部和陝甘寧邊區政府發布的禁煙布告(總司令朱德和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簽署):「查煙毒之危害,人所共知,小則毀身敗家,大則亡國滅種,事實昭昭,毋待詳述。」(《禁毒史料》第143、178、55頁)

  但是種植罌粟、販賣鴉片,延安時期黨政軍學、部隊機關多有參與,這種情況在邊區內部高層中引起什麼反應?

  前文述及西北財經辦事處的報告中說,為了解決財政難題,1942年元旦那天,邊區財政廳廳長南漢宸「親自帶上武裝緝私,到保安司令部軍需處繳獲肥皂十三箱」,暫時解決了困難。從現有材料看,邊區政府自己進行鴉片貿易的政策是南漢宸提出來或其與副廳長霍維德兩人商議後提出來的。南漢宸1939年9月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1941年2月,毛澤東親自召見,暢談四個小時,委任其為邊區政府財政廳長。

  由中共山西省委支持編寫、1993年出版的《南漢宸傳》說:「南漢宸從軍需處回來,還沒等坐下喝一口水,副廳長霍維德神情肅穆地走了進來」,沉默了一刻來鍾後,霍維德告訴南漢宸,「邊區政府那邊打來電話通知你4點鍾到毛主席那裏去匯報經營土特產的問題」。南漢宸知道出事了。霍維德告知:「我們有幾位老同志,對於經營土特產都提出了意見。有人還專為此事給毛主席寫了兩封長信,曆數經營土特產的弊端!」「西北局的幾位領導,包括高司令在內都是一個意見,簡單地說就是一句話:寧肯餓死,也不能做這個買賣。他們說,陝北根據地堅持這麼多年,條件比這還困難也沒有做過這個買賣!」南漢宸去見毛澤東,「毛主席緩緩地說:『關於經營土特產的事兒,許多同志都來反映意見,而且是相當的尖銳,今天找你來,就是想聽聽你的意見,看這個問題該怎麼處理為好!辦呢,還是不辦?』」南漢宸「便將當時我們所面臨的窘境和所能采取的唯一對策,一五一十地對毛主席匯報說:『我們眼下是棧道已毀,只剩下暗渡陳倉一條小路了。不走陳倉小路,我們就都得憋死、困死、餓死,除此之外,不會有第二種結論。』」所謂明修棧道,是指運鹽。南漢宸向毛澤東匯報,盡管已經想盡了一切辦法,1941年財政收支還是虧空40%,「現在,會計科長那裏是一個錢也拿不出來。我們邊區5萬多的部隊、機關、學校要想正常地工作下去,學習下去,沒有別的生財之道,只剩下一條我們不願意走的陳倉小道了。」(鄧加榮、韓小蕙:《南漢宸傳》,中國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第254-257頁)

  此段描述,也說明了對於經營「特產」,中共內部曾有不少反對意見,但最終經毛澤東拍板。不過,中共高層是否就此開過會議,形成統一的意見呢?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記》,涉及了這一問題,並且認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形成了共識,達成了一致意見。

  《延安日記》1943年9月22日寫到:「政治局已任命任弼時為『鴉片問題專員』。……要隱瞞特區鴉片生產的真實規模,是不可能的。鴉片是當地貿易中最重要的一宗商品。任弼時想為這項『買賣』制造理論依據。從一次長而乏味的談話中聽出來,與中共領導的說法相反,特區的經濟和財政形勢,極為嚴重。通貨急劇膨脹。財政工作日趨困難。已經發行了六百萬元的貨幣!可是,這並沒有改善經濟狀況。任弼時詳細談了經濟困難的情況。所有在特區的人,包括我們在內,都感覺到了這些困難。政治局討論了經濟困難問題,找出了一個相當別出心裁的辦法。政治局批準,加強發展『公營的鴉片生產與貿易』。同時決定,作為緊急措施,要在一年內為中央政府所轄各省的市場(叫作對外市場)至少提供一百二十萬兩鴉片。鴉片的事情,就是說罌粟的種植與加工,大部分將由部隊來管。賀龍的120步兵師所在地,是主要提供鴉片的地區(這個師已長期做這項生意)。發布了一項大量進行鴉片交易的命令。鴉片體積不大。把鴉片運到延安或特區其他指定地點,再從那裏送往中央政府所轄各省,以高價出售,並不困難。在談話結束時,任弼時說,毛澤東同志認為,種植、加工和出售鴉片不是件太好的事。可是,毛澤東同志說,在目前形勢下,鴉片是要起打先鋒的、革命的作用,忽視這點就錯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任弼時想指點我,使我能『正確』理解中共領導的『鴉片政策』。任弼時要蘇聯記者理解這個決定。我說,我會把這情況告訴我們小組同志的。說完後,我們就分手了。」(《延安日記》,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66-167頁)

  不過,政治局是否開過那樣的會,還有待檔案或其他材料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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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責任編輯:王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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