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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黃春秋》刊文:抗戰時期延安鴉片貿易

  邊區特產貿易收入統計

  年代收入金額

  1942139623000(邊幣)占歲入40.00%

  194365347927(券幣)占歲入40.82%

  1944135388778(券幣),解決財政開支26.63%

  1945757995348(券幣),解決財政開支40.07%

  (《財經史料》第六冊,第426-427頁)

  特產的重要性於此可見一斑。而上述材料也表明,所謂特產,就是鴉片。

  另一個問題是:1941年以後的數年間,大致每年銷售了多少「特產」?約略如下:1941年8月15日-11月30日,三個半月,銷9260.5斤(《財經史料》第四冊,第94-95頁),平均每月約3000斤。1942年,銷出3.12萬斤。1943年,「原定計劃為37500斤,實際只推銷36250斤」,約略說是3.6萬斤(自營、代銷合計)。(《財經史料》第四冊,第73頁)1944年的銷量可能更多。1944年6月1日西北局調查研究室談上一年貿易問題:「特產出口最多的地區是關中,占31.86%;隴東次之,占26.9%;……最近據關中的同志談,今年銷量可比去年增加60%;又據新從隴東歸來的同志談,隴東今年的銷量,也可較去年增加一倍多。由此可見,去年特產滯銷,主要也是由於我們貿易局工作的缺點(如下半年定價過高,沒有積極去想各種推銷辦法等等),而不是其他。」(《財經史料》第四冊,第58頁)如以較上一年增加60%-100%計算,則銷量當有6萬斤上下。

  「特產」銷售在各地具體是怎樣操作的?據梁愛民的陳述,可簡要歸納如下:

  「我接受任務後,第一件事就是改扮為商人。組織交待任務時說,如果被敵人發現,只能說自己是私商,說出真實身份,就被視為叛變。」問題是,鴉片值錢,在運輸過程中如果沒有保護,則可能被劫被搶。所以作者到達隴東後,即去找駐軍385旅旅長王維舟、政委甘渭漢,提出困難:「現在我以私商的身份經營『土貨』,路上的安全問題不好解決。」甘政委答道:「這好辦,我們派人護送,隨叫隨到。」「三八五旅對我們的工作全力支持。從驛馬關到西峰鎮有二三十裏路,匪情嚴重,路途極不安全,貨物往返非有部隊護送不可。只要我事先給王旅長打個招呼,他馬上就派一個班護送。」

  作者說,他通過向國統區銷售「土貨」,換回了「法幣、金銀和我們所需的商品」。剛開始,是秘密進行;1942年,業務即擴大,人員逐漸增加,「於是我們租了間房子,開起門市來。但這不是我們的真正業務,而是起掩護作用罷了。為了適應工作需要,我向地委和部隊提出要人,很快得到支持。人員多了,就向下面延伸網點。首先在西華池和驛馬關設了店。接着,在五個口岸(與國統區接壤的地方)設了店。這些分店都設有門市部。……各分公司的業務重點是發售『土貨』,再根據交通情況進購商品。」業務越做越大,到1944年,「我們公司開始辦工廠。在慶陽開辦了榨油廠、毯房和過棧行。在西華池辦起了卷煙廠……」在經營過程中,「延安糧食奇缺,要我們支援。我們立即在隴東大量購糧,然後運往延安。」(《延川文史資料》第三輯,第99-112頁)

  南泥灣有沒有種罌粟賣鴉片?

  根據現有資料,359旅在南泥灣既賣過鴉片,也種過罌粟。直接證據就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南泥灣調查》。

  1943年,西北局對南泥灣進行了調查,其中有一段涉及了「特產」和「收煙」的問題。

  據此調查,南泥灣是1940年被發現的。同年末,中央財經處開始計劃開發。1941年初,僅有中秘、中財、中組、中青四個農場,7月增至14個。5月,八團到金盆灣;7月,炮兵團到南盤龍川,11月警衛營開到。1942年,成立農場管理處,以軍委農場李世俊為主任。3月,特務團開來駐馬坊;6月,九團開來駐九龍川;8月,四支隊來駐南泥灣,「皆曾種地,但中心在種特產」。本年農場增至30余個。該年全區種地面積共約計15000畝;其中川地9000畝,內民種6000畝,機關部隊3000畝;山地6000畝,內軍民各半。

  調查中說,部隊開到南泥灣後,「種特產向老百姓調劑了幾千畝川地」。

  • 責任編輯:王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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