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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黃春秋》刊文:抗戰時期延安鴉片貿易

  之後,算是開始過上「豐衣足食的日子」。「一九四二年邊區高幹會上,毛主席提出『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財政工作總方針,一九四三年初為統一陝甘寧、晉綏兩解放區財經領導,成立西北財經辦事處,由賀龍親自領導。」該年,「特別主要的是這一年晉綏給以很大的幫助,送來大量特產,並由陝甘寧代銷晉綏特產抽20%的貿易稅,作為財政收入,其余作為財政家務之積累,這樣建立了雄厚的家務,使黨政軍人員生活,進入相對的豐衣足食程度。但是,另一方面也發生了嚴重的貪污和鋪張浪費現象。」(《財經史料》第六冊,第15-21頁)

  西北財經辦事處的報告較為簡略,有些具體的情況還可以從陝甘寧邊區負責財經事務的財政廳和負責物資進出口事務的貿易局、物資局的報告中獲得,並可相互印證。

  陝甘寧邊區被封鎖之後,最大的問題是棉花、洋紗、土布、軍工器材、電訊器材、醫藥器材等物品需要大量購入,尤其是棉花和布匹。邊區棉花缺口甚大,負責物資進口的貿易局估計,1943年全邊區政府與人民需布20萬匹,為此需棉花300萬斤,而邊區所產不過100萬斤,200萬斤「需依靠貿易機關幫助解決」。(《財經史料》第四冊,第175頁)棉花等物資需要大量外購。外購拿什麼去交換?主要就是靠「特產」。1942年邊區貿易局所做的總結說:「在出口貨物中,特產占出口總值的68.66%,食鹽占13.59%,二者共占出口總值82.25%,如不算特產,食鹽則占了出口總值半數左右,占邊產品出口總值的三分之二。由此可見,運鹽出口還是邊區對外貿易中的命脈。」從中可以看出,如果不算特產,食鹽則顯得非常重要,但如將其與特產相比,真正的命脈無疑是特產。

  1943年,邊區銀行研究室主任蘇子仁在討論《邊區金融總結》時說,解決邊區財政問題的方法有三個:「1、收稅;2、借債;3、膨脹通貨。在邊區稅收(包括公糧、貿易稅等)不夠開支,公債行不通,不采取通貨膨脹,困難就難以渡過。事實上幾年來我們解決問題所依靠的物質力量,按其重要程度排列次序是黑(特產)、黃(公糧)、綠(紙幣)、白(食鹽)」。(《財經史料》第五冊,351頁)他說得很明白,在邊區財政中,「黑」——特產的重要性排在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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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特產在邊區財政中尤其重要。財政廳對1942年的工作總結透露:「戊、特產營業為了彌補本年財政預算3000萬元的巨大赤字,並為明年財政奠定基礎,不得不利用特產營業以渡過難關。全年共收99022181元,若連存貨則達11000余萬元,占本年全部財政收入的42%強,這說明了本年如無特產營業,雖有各機關生產,仍難渡過難關。」(《財經史料》第一冊,第171頁)

  西北財經辦事處的報告有一附表,專門談及特產貿易在財政收支中的比例:

  • 責任編輯:王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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