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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勇:近代中國的夢想——「聯省自治」

近代中國曾有一個夢想,在當年被追尋得轟轟烈烈,如火如荼,它便是地方自治。

  

  近代中國曾有一個夢想,在當年被追尋得轟轟烈烈,如火如荼,它便是地方自治。地方自治在晚清萌芽,在上世紀20年代初的「聯省自治」運動中達到高潮,但隨後,它就被刻意遺忘了。這似乎也是命中注定,誰讓它被與各種「恐怖」的標簽,諸如「軍閥割據」、「門羅主義」乃至「分裂」等等捆綁在一起呢?不過曆史的真相,或許遠沒有這麼簡單。

  五千年文明,是否只有大一統一個選項?

  我們今天習慣說中國具有悠久的「大一統」傳統,地方主義並不是中國人所向往的。這些說法久已成為常識,甚至成為中國人的口頭禪。然而訴諸於曆史事實,卻還有重新認識的空間。

  中國人或許從一開始就星羅棋布遍及今天的中國本土,但中國文明的演進,其實是從黃河中下遊一隅逐步向外擴展的。經過漫長的曆史時期,至墨子的時代,也就是春秋末戰國初,中原地區至少還有300個以上的「國家」,因為墨子明明白白說他看過300國國書。所以,如果一定要說中國傳統,分治、地方主義或許更加久遠。

  真正意義的大一統,或者說期待建立的大一統,從秦王朝開始。為何從秦代開始,大一統就成為中國人所向往的?這與中國的文明形態有關。兩千年帝制的根基是農業文明,農業文明的本質需要穩定,不折騰。從漢代中期開始,曆朝曆代都嚴厲打擊地方主義,由中央政府出面壟斷鹽鐵等重要生產、生活資料,抑制商業文明,重農抑商。

  這種模式,將地方上各種權力能收的都收到了中央,由中央統一決策和推行,各級地方政權「淪落」為中央政府的派出機構,幾乎沒有什麼自主的發言權。現在看來,既扼殺了地方的積極性,也讓中央背上了極其沉重的財政與政治負擔。但這種權利模式在中國曆史上是正面作用大於負面影響,它一方面維護了中國多民族的統一,另一方面則比較容易造成一種穩定而寧靜的社會政治環境。它很好地適應了農業文明。

  研究者很早就注意到了,假如不是西方人東來,中國不與西方接觸,中國文明必將長此終古,因為中國文明充分適應了農耕社會的需求,不僅早熟,而且精致。

  然而,隨着曆史發展,西方社會在變化,商業資本的崛起,工業革命的影響,大航路的發現,拉近了世界的距離,東方不再遙遠,世界漸漸融為一體。中國必將在農業文明基礎上增加一個工業的、商業的文明。

  工業的、商業的文明,究其本質,是市場為社會主角,不同區域的交流為常態。而交流需要差異,於是廣袤的中國原本潛藏着的地方主義,就被西方因素漸漸激活。比如從經濟上講,東南沿海就形成了蘇杭絲織業、鬆江棉紡織業、蕪湖漿染業、佛山礦冶業、景德鎮制瓷業、鉛山造紙業等等許多手工業中心,而各種地域性商幫也在蓬勃發展。從這個角度看,地方主義並不一定意味着「分裂割據」,它還有積極的一面,那就是地方的差異與活力。

  這或許還能解釋一個問題,就是明代中晚期東南沿海倭寇的興起。東南沿海地區的商業在發展,需要更多的貿易,而當時明政府對貿易的政策是管制。於是倭寇就利用這樣一種管制貿易、一種高額的稅率進行走私。只要在管制的貿易狀態下,就有走私的空間。而且這些倭寇中有許多人其實是中國人,領頭的是徽商。倭寇走私貿易的是非暫且不談,但從某種程度上說,此時地方商業經濟的發展與中西貿易的需求,與中央的管制貿易政策發生了矛盾。

  面對微妙的變化,一些敏銳的思想家如顧炎武、黃宗羲等人,很自然地思考起如何重建中國權力模式的問題。他們像歐洲許多思想家一樣,從理想中的黃金古代尋找答案。顧炎武為此專門寫了篇《郡縣論》,明確提出「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要求任職縣令要用熟悉本地風土人情的人,若幹年的試用後,稱職的人就終生任職,並且要求「使縣令得私其百裏之地」,讓他的個人利益與當地百姓的利益緊密聯係,這樣他便有了責任感,由中央的派出機構而變為相對獨立的政權實體,最終再以各地的共同發展,來維係全國的統一和穩定。

  如果中國的政治不再發生劇烈的變動,伴隨着新的生產力因素的不斷壯大與成長,顧炎武的權力模式遲早要實現。然而令人遺憾的是,西方的工業文明、商業文明並沒有被順利嫁接到中國的農業文明上,明清易代之際,生機勃勃的滿洲貴族以自身強大的力量,阻止了政治體制變革的進程,中央集權在清朝早中期被推上了巔峰。而顧炎武的知音,直到近代才出現。

  • 責任編輯:王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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