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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談判期間的《大公報》

  《大公報》作為「一家以少數無黨派的職業報人為核心創辦起來的以『文章報國』自詡,以『文人論政』為主要特征,以『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為標榜的政治性大報」,在重慶談判期間,曾對國共兩黨最高領導人所直接參與的這次曆史性和談,表現出了高度熱情,寄予了無限期望,並為此進行了及時的宣傳報道。當時與國民黨機關報《中央日報》、共產黨機關報《新華日報》相比,《大公報》對重慶談判的關注,具有自己鮮明的特點,基本上代表和反映了介於國共兩黨之間的廣大中間派民主人士的立場、觀點和態度。

  熱烈期盼與歡迎毛澤東來渝談判《大公報》是最早提出蔣、毛會晤建議和得知重慶談判消息的新聞媒體。早在1941年5月23日,《大公報》在一篇社評中就提出,為解決國共之間的磨擦,達到「誠意合作」之目的,「最好毛澤東先生能來重慶,與蔣委員長徹底討論幾天」,以便對國家前途的基本認識達到一致的諒解。

  當時《大公報》的提議沒有引起任何反應。四年後,當蔣介石出人意料地向毛澤東發出第一封邀請電時,《大公報》又成為了最早得知這一驚人消息的新聞媒體。據當時重慶版《大公報》負責人王芸生回憶,時任國民政府文官長的吳鼎昌在向蔣介石提出並代擬了邀請毛澤東赴渝談判的寒(8月14日)電後,為了給他曾任社長的《大公報》一條特大獨家新聞,遂於15日晨將蔣之電稿交給《大公報》,準備在當天晚報上發表,但在檢查時被扣,經請示侍從室,陳布雷稱「絕無此事,是《大公報》造謠」。結果此電只能由中央社統一發稿,16日同時見於各報。

  《大公報》雖然未能如願搶先發出蔣之邀請電,但由於事先得知消息,早已有所準備,因此除像其它各報一樣,刊登中央社的新聞稿和蔣之電報全文外,還在當天社評中用充滿激情的語句論及了蔣之電報:「在我們欣慶勝利到來之時,國內也有一個令人興奮的新聞,就是,蔣主席致電毛澤東先生,請其克日來渝,共商國事。這真是令人興奮欣慰。」「蔣主席既掬誠相邀,期共商討;毛先生自然也應該不吝一行,以定國事。」「忠貞愛國的中國人,都在翹待毛先生的惠然肯來了!」顯然,《大公報》不僅對蔣之電報興奮不已,而且急盼毛澤東能夠應邀來渝。

  8月20日,蔣介石二電(哿電)延安,對毛澤東「再馳電奉邀」。次日,《大公報》在要聞版頭條位置以《蔣主席昨再電延安,懇毛澤東來商大計》為題報道了此事,並在當日社評中以滿懷喜悅與期盼的心情指出:「這一星期來,人人為勝利歡欣,也人人為團結懸念。日前得見蔣主席致毛先生的寒電,大家為之興奮,希望能由此啟開政治解決之門。現在又讀到蔣主席致毛先生的哿電,更感到一片祥和之氣,真使人既感慨,又興奮。」「殷切盼望毛先生不吝此一行,以定國家之大計。」為了能使毛澤東早日啟程赴渝,《大公報》還建議重慶各界不要發表「可能刺激感情的言論與宣傳」,以「保持一個能使毛先生到來的空氣與環境」。

  8月28日,毛澤東到達重慶,《大公報》派出記者專門到機場進行了現場采訪。次日,在要聞版頭條以《毛澤東昨抵渝,周恩來王若飛亦偕來,蔣主席昨晚宴於山洞》為題作了報道,並發表了字裏行間都充滿了喜悅之情的社評――《毛澤東先生來了!》:「毛澤東先生來了!中國人聽了高興,世界人聽了高興,無疑問的,大家都認為這是中國的一件大喜事。」「現在,毛澤東先生來到重慶,他與蔣主席有十九年的闊別,經長期內爭,八年抗戰,多少離合悲歡,今於國家大勝利之日,一旦重行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團圓!認真的演這幕大團圓的喜劇吧,要知道這是中國人民所最嗜好的!」這段文采斐然、激情洋溢的文字,不但充分表達了《大公報》對毛澤東來渝以及由此開始的國共和談的喜悅之情,而且代表了全國大多數人民的心聲。

  與《大公報》熱烈期盼與歡迎毛澤東來渝進行國共和談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國民黨《中央日報》則不太希望毛澤東來渝。8月22日晚,《中央日報》編輯部分析形勢,總編輯陳訓余說:「雙方距離這樣遠,共產黨的態度這樣堅決,怎麼會來談判嘛!」陶希聖更是明確表示:「共產黨拒絕談判,我們更有文章好做。」《中央日報》則遵照陳布雷的指示,對毛澤東來渝談判一事,一不寫專訪,二不發社論,僅在國內要聞版刊載了國民黨中央社的幾十個字的新聞稿。中共《新華日報》在當時則針對《大公報》發表署名文章指出:「有些報紙的言論,非常強調毛先生出來,好像只要他一來,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這如果不是有意歪曲,就是一種皮毛之見。」顯然對《大公報》的立場亦不甚讚同。

  《大公報》之所以熱烈期盼與歡迎毛澤東來渝進行國共談判,主要是因為其真心誠意地希望戰後中國能夠實現和平、民主、團結與統一,避免內戰和分裂。早在抗戰勝利之前,面對國共之間此起彼伏的磨擦,《大公報》就連連發出反對內戰的警告。1945年6月13日,《大公報》發表社評強調,必須用政治解決之路解決國家的統一與團結,「希望朝野上下,全國一致,都要有一個堅決的概念,就是:反內戰。」此後,國共之間發生了「淳化事件」,《大公報》在8月3日的社評中再次強調:「我們絕對反對內戰。」正是因為《大公報》是在為內戰再起的擔憂中迎來抗戰勝利的,所以其在戰後初期就把呼籲和平、民主、團結與統一提到了重要議事日程。

  重慶談判開始前,《大公報》的幾篇有關社評幾乎都是從避免內戰和分裂,呼籲和平、民主、團結與統一的角度立論的。8月16日的社評《日本投降了》認為,毛澤東應接受蔣之邀請,赴渝談判。如在抗戰勝利後,「果使國家的統一與團結完成於一席談,那真是喜上加喜,不但八年抗戰為不虛,且將奠定國家建設的千年大計!」8月22日的社評《讀蔣主席再致延安電》指出,抗戰勝利後,對全國同胞該「怎麼安揖鼓舞之?在今日,莫過於國家的統一與團結了!」「國家必須統一,不統一則勝利不完全,而建國更困難。全國必須團結,不團結則有內亂的危險,更無從使國家走上民主建設的大路。」當毛澤東到達重慶後,《大公報》在社評《毛澤東先生來了!》一文中興奮地指出:「現在抗戰已告勝利,盟友業已結成,我們再能做到和平、民主與團結,這豈不是國家喜上加喜的大喜事!一切好事,有的已經到來,有的已在開始,循此發展,國運開拓,前途無量。為今日的中國人民,真是光榮極了!」

  重慶談判開始後,《大公報》更是時刻關注着談判的進展情況,並一再表達其和平、民主、團結與統一的願望和主張。9月1日的《大公報》社評指出:「當此之時,我們正面臨着千載一時之時,我們衷心慶慰,我們滿懷希望,我們也不免有一些擔心。我們所擔心的,就是:目前的團結商談,必須成功,而絕對不許其失敗,成功了,是國家的大幸,民族的大福;假使失敗了,那不但抗戰勝利與外交成功要打大大的折扣,甚至依然把國家弄成亂七八糟,不但白白辜負了千載一時的黃金時機,且將大大斷送了今後的國運。」9月5日,《大公報》總編輯王芸生、編輯主任孔照愷、采訪主任王文彬三人到紅岩新村中共中央南方局辦事處探望毛澤東,當面表達了「抗戰勝利,國共兩黨能夠合作,只要和平團結,不打內戰就好」的願望。9月20日,《大公報》在李子壩報館宴請中共代表團一行,毛澤東、周恩來等應邀出席。席間,王芸生重提所謂共產黨「不要另起爐灶」。毛澤東回答說:「不是我們要另起爐灶,而是國民黨的爐灶裏不許我們造飯。」對此,王芸生在1962年曾回憶說,毛澤東「當場駁斥了《大公報》站在蔣介石立場上的所謂『不要另起爐灶』論。」這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下本是可以理解的,沒想到後來竟進一步傳為「怒斥」、「痛斥」等等。實際上毛澤東回答王芸生問題時,態度相當友好,而且帶有幽默的口吻,絕非後來所傳"怒斥""痛斥"雲雲。且毛澤東所說的意思是,不是共產黨不願與國民黨組成聯合政府,而是國民黨不願。此話更非"怒斥"王芸生。相反,當時毛澤東還接受了王芸生的建議,告訴他:"我們對國民黨只是有所批評,留有余地,並無另起爐灶之意。"

  王芸生聽後說:"多年寫社論沒有方針,今後有了。"為此,他還曾主動向蔣介石做工作,推動盡早召開政治會議。這就是說,《大公報》有關和平、民主、團結與統一的呼籲在當時曾得到了毛澤東的讚同,王芸生等人也因此更堅定了主張和追求和平、民主、團結與統一的信心和決心。此外,當時《大公報》在報道重慶談判時一律將之稱為"團結商談"、"團結會談"等等,特別強調和突出"團結"二字,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大公報》的立場、觀點和主張。

  我們在肯定《大公報》的上述主張的同時,也應看到其在當時是站在擁蔣的立場上主張和平、民主、團結與統一的,在客觀上起到了為蔣介石幫腔,甚至是"替蔣催客"的作用。這一點不僅體現在有關"爐灶"的對話中,而且還體現在《大公報》的許多社評中。例如在《讀蔣主席再致延安電》中,《大公報》強調:"這次抗戰,我們是以全國一致的統一姿態開始的;現在勝利了,我們還應該以全國一致的統一的姿態來接受戰果。"因此,對蔣介石所講,"由盟軍總部所規定的受降辦法,'未便以朱總司令之一電,破壞我對盟軍共同之信守',應請延安方面特別考慮尊重。""對國事盡可有異見,這一點實不可分歧。"現在,"抗戰勝利了,但在勝利的歡欣中,人人都在懸注延安的態度。"好像能否實現和平、民主、團結與統一,就看中共和毛澤東的態度了。這顯然是在"替蔣催客",偏袒國民黨。難怪共產黨譏諷《大公報》對蔣介石是"小罵大幫忙"。當時,《大公報》之所以在國共之間取中間偏右的立場和態度,這主要是其長期奉行的"國家中心"論所決定的。《大公報》一直視國民黨蔣介石為國家的代表,希望中共"不要另起爐灶",而是在國民黨蔣介石的領導下實現國家的和平、民主、團結與統一。當時,這種"既真誠地期盼和平、希望避免內戰,又鮮明地站在擁蔣立場上為蔣介石幫腔。將這矛盾的兩者組合在一起並表現出來,正是《大公報》區別於其他報紙的主要特征。"

  《大公報》社評對會談紀要的分析與評價1945年10月10日,國共兩黨經過長達43天的艱苦談判,簽訂了《會談紀要》,公布了談判結果。對此,中共《新華日報》發表社論稱之為"和平團結、民主統一的基礎",認為"這次會商的結果對於保障和平,推動民主,加強團結,促進統一都有積極的作用。""深信前途固然還會經過多少困難和迂回,但和平團結,民主統一,必能打破一切困難,通過一切迂回而大放光明,獨立自由富強的新中國,是終究要實現的。"國民黨《中央日報》對會談結果也表示了一定程度的讚同,認為"這一結果固然還有不能盡滿人意的地方,但內戰之不至發生,卻已有確實的保障,我們總也可以普告國人和關切中國問題的友邦人士,請其不必為和平將在中國遭遇危機而擔憂了。"

  與國共兩黨機關報的積極評價相比,《大公報》在肯定會談成果的同時,更表示出相當的擔心。其在社評《團結會談的初步成就》一文中寫道:"我們檢讀《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一過,思緒起落,雖百感坌集,卻一時難以一言說出滿意或失望。我們實在對團結會談太關切了,也太矚望了,所以此刻讀到一字一句的正式發表,只覺有極大的希望,而不必輕下斷語。"

  緊接着,《大公報》社評對《會談紀要》所載十二項內容分門別類地進行了分析與評價:"第一類雙方完全同意的,是屬於人民基本自由與基本權利方面的。包括人民自由問題、黨派合法問題、特務機關問題、釋放政治犯問題、地方自治問題等。""這五項是雙方毫無爭論而一致同意的,這都屬於人民的基本自由與權利,我們以為這不必作為任何交換性質的條件,不需等待時間,政府即可立予實行,以示抗戰勝利與民更始之誠。""第二類雙方部分同意而待繼續擴大商談的,是屬於政治民主化方面的。"包括政治民主化問題和國民大會問題。"這兩點,是政治問題的重心,其所得的協議,可說是這次會談中的最大收獲。""第三類是現實的軍政問題",包括三個方面:"關於軍隊國家化問題","雙方同意組織三人小組進行之";"關於解放區地方政府問題,最為實際困難","這問題未得到結論,又不容久懸不決,以障礙和平建設,雙方同意繼續商談";"關於受降問題","這是目前最尖銳最現實的問題","這一如同燃眉之急的問題竟未商得解決辦法,不免令人失望。""綜合以上三類問題,第一類無問題,應該至誠至速地付諸實施。第二類是政治上的大問題,皆關建國根本,前提同,認識同,雖有歧見,希望能由政治協商會議這一機構商得一套共同的辦法。第三類是最現實最棘手的問題,複雜難決;但必須求得一個安頓,求得一個解決,才能真正避免內戰的危險。"怎麼解決?《大公報》指出,"我們對團結會談所涉及的這一串問題,有一個看法,以為應該由安定實現建設民主着手。""只求現實得以安定,即請努力向民主開步,這是毫無危險的坦途。"不可否認,《大公報》對國共會談成果所作的上述分析,從理論上講也許有一定道理,但現實的問題不是堂皇的原則和美好的願望所能解決的。

  • 責任編輯:董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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